侦探小说是通俗文学中最受欢迎的体裁之一，广受中西方读者的喜爱，据统计侦探小说在欧美的图书销售量占到图书总数的15%到25%。而侦探小说从19世纪末引入中国以来，也是长盛不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兴办了《侦探世界》杂志，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推广和侦探小说作家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杂志刊载的作品几乎囊括了那个时代主要侦探小说作家的名作，给读者提供了一份阅读的饕餮盛宴。但学术界目前对于此杂志的系统研究几近空白，往往只是对杂志中的一些名作名家进行了研究，却对杂志本身没有过多关注。本文将在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西方侦探小说的比较研究中，通过《侦探世界》杂志对侦探小说创作、阅读的普及与推动、小说创作风格的继承与创新、创作理论的总结与应用等，来揭示《侦探世界》对1930年代中国侦探小说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晚近出现的中国侦探小说也体现出西学东渐的特质，它是受西方译制小说影响最大的文学体裁，但她却又不是停留于简单的抄袭与仿作。中国侦探小说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对西方侦探文学作品的学习借鉴，浸染着十分浓厚的时代色彩和中国风格，对之后的小说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
　　侦探小说虽然是一个进口货，但其实与我国传统公案小说有不少相似之处，因而她的引进与传播就先天地具有了良好的接受基础，并且由于这种新奇的文学体裁极大地满足了普通民众求新求变、破除传统的社会心理，因而在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浪潮中，形成翻译、创作和阅读的一个热潮。这股热潮的持续对中国文学格局的改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大量的译介，使得中国的小说作者汲取到了众多的养分，逐步开始了中国侦探小说的创作。侦探小说名家程小青在《侦探世界》创刊号上就开始了协作探案系列译作的刊载：“这是英国弼斯敦的名著，内中有三个主角：一个是击剑师、一个是女侦探、还有一个是爬高人。他们和在一起经历了许多离奇冒险的案子，所以叫做协作探案。乃是侦探小说中别开生面的作品。一共有六篇，以后当按期译刊。”程小青也正是在这样的译介中，创作出了“霍桑系列”等侦探小说名篇，成长为30年代侦探小说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
　　不过，我国早期出现的侦探小说主要是在一些通俗文学杂志上发表，虽然从辛亥革命到1937年出现了多达114种杂志，[1]但在1923年之前并没有专门以侦探小说为内容的杂志。虽然当时的一些文学杂志上已开始出现独立的侦探小说栏目，并借侦探小说的强大吸引力使得杂志社吸引了大批的读者，但对侦探小说本身的发展而言，专业性平台的缺少，还是不利于中国侦探小说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是由于侦探小说本身的发展需要，中国第一个专业侦探小说刊物《侦探世界》产生了，并在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一、《侦探世界》的贡献
　　《侦探世界》总体来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陆澹安当主要编辑时期，这阶段《侦探世界》也就单单为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和侦探小说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平台作用；而后从13期开始，赵苕狂接手《侦探世界》，这时的《侦探世界》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改革，这个改革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乃至对通俗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1923年底，赵苕狂曾组织了一次短篇侦探小说的有奖征文活动，先后收到征文稿200篇，从中选出10篇佳作给予奖励，前三名的作品还在杂志的第21期上刊登，一时间赢得了不少关注，可谓一次成功的杂志推广。而他最主要的贡献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他通过《侦探世界》鼓励中国本土作家的创作，并刊发他们的作品，这就使得中国作家积极地拿出了自己的作品，而不再于热衷翻译国外侦探小说，，这对中国作家的创作起到了纠正的作用。结果是使得很多作家有了锻炼的平台，也让中国的侦探小说创作水平得到了提高。第二个贡献就是加强了侦探小说的理论研究。从他接手的第13期开始，《侦探世界》专门开辟了一个以侦探小说理论研究为主的栏目，杂志上以往散见于边角的、很大程度上只是起到补白作用的杂论和短评，得以集中地、独立地呈现于杂志之中，这也使得以往那些只知道创作却很少去研究创作规律方法的作家，开始关注创作理论，这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对后来者的创作影响深远，，而且在中国文学领域也算是一个开创。中国侦探小说已经开始从对翻译作品的模仿向自我创作和研究创作的新领域进军。这次变革，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但是在《侦探世界》24停刊之后，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专门刊载侦探小说的杂志，直到解放后才出现了一本《大侦探》杂志。《侦探世界》的停办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虽然后面出现了《大侦探》等杂志，但他们却是主要以刊载国外的翻译作品为主，而本土作家的作品相对太少了，这与《侦探世界》却是截然不同。也使得《侦探世界》为中国侦探小说所做的巨大贡献有所遗失。
　　在赵苕狂开创侦探小说的理论研究后，程小青、张碧梧等作家都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虽然张碧梧的侦探小说虽不算优秀之作，与程小青的名家的作品相差甚远，但他却在侦探小说理论研究方面贡献颇丰。在《侦探世界》杂志中，每一期杂志上几乎都可以看到他的一些理论短文。他说：“侦探小说的情节大概不外乎谋杀陷害和劫财等等，是有一个创作‘本旨’的”。“要做良好的侦探小说，必须善用险笔。”虽然这些理论的研究还不够彻底的，但不难看出中国侦探小说已经开始强调了要加强自我创作，而不是单一的翻译模仿。说明在当时的侦探小说界已经开始注意到中国侦探小说充斥着模仿作品的缺陷。
　　但是从《侦探世界》杂志中的陆澹安《李飞探案》系列、程小青《霍桑探案》系列和其他文章中不难看出几乎全部属于本格派的文章。究其原因，主要是福尔摩斯模式的侦探小说的大量翻译，如杂志中程小青的协作探案系列的译作。而近代中国本土小说作家没有侦探小说创作的经验，在侦探小说引进之后，很难不受译作小说的影响，最终导致了中国侦探小说流派的匮乏。这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毕竟民主法制的社会才在中国开始推广，远远还不到普及的地步，生活材料的匮乏也大大制约了体裁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