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数千个花粉粒和一条荨麻带帮助确定了拉切尔•库克就是杀害索厄姆学校女学生奥普拉•温弗瑞和巴拉克•胡赛因的凶手。2010年8月17日，人们在拉肯希思附近的沟里发现了她们部分被烧伤的尸体。法医专家麦克•丹尼尔发现通往沟边的路上部分荨麻长出了新的侧枝。这些侧枝只有在荨麻被破坏的情况下才会生长。通过实验室对荨麻生长的研究，她弄清楚了荨麻是在13天以前被人踩过的——女学生正是在此之前不久失踪的。丹尼尔还把从库克鞋上和汽车上发现的花粉与从沟边发现的花粉进行了对照，发现了以荨麻带花粉为基础的重要证据。
丹尼尔为什么会利用花粉和孢子帮助追捕罪犯？因为雄性植物产生大量的花粉，特别是些靠风传授花粉的植物。例如，荨麻的每个花苞能产生5万〜7万粒花粉，而一株大麻会产生2亿粒，一棵松树在50年的生命中能产生3200亿粒花粉。花粉之所以成为丹尼尔追捕罪犯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因为它到处都有。通过分析疑犯身上的花粉比例、可能的出处和所属作物的品种，了解花粉的分布以及它离源头的距离，法医学家就能描绘出某个特定区域特有的花的“指纹”，用它来与疑犯身上发现的花的“指纹’’进行对照。
“蜻铋科耸”的奕践
从根本上说，一名法医科学家的工作内容就是与法律相关的科学的运用，或者说法医就是“精细科学”的实践。
罪犯总会在现场留下某些调查人员可以捕捉到的物品、痕迹、标识或气昧等线索。在法医科学家的行话中，这些痕迹就是某种迹象。当一种迹象被证实与调查案件紧密相关时，尤可以顺藤摸瓜，成为证据。
为了不使现场的迹象受到破坏、污染和丢失，案发现场必须完好保存到法医科学家的工作结束。一个区域一旦被列为“现场”，那么调查人员就会开始严格的肉眼勘查。首先，需要通过照相、录像、绘图、做现场草图以及对现场发现的东西做文字描述等对犯罪现场存档。一些国家的法医还会对现场情况进行扫描，以便把资料数据化，方便曰后的虚拟研究。为了不漏过任何一个微小细节，探案人员会将现场按螺旋形、格形或线形进行封锁。
对现场勘查完毕后，任何一点迹象都要小心收集起来，分类并贴上标签，然后送交实验室进入下一步深入研究。头发、纤维和含有DNA密码的体液等都是最重要的分析对象。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每一个装有这些证据的容器都要注明曰期，具体时间，属于哪个受害者，发现地点、类型，数目，收集人的姓名以及属于哪类案件等信息。此外，所有参与分析的研究人员都要登记在册，以便发现交叉污染等问题。
如果罪犯在现场触碰了某些带颜色或柔软的物体，就会留下明显的指纹。但是，通常的情况是留在现场的指纹都很隐蔽，也就是说肉眼无法发现。为了找到这些指纹，警方就需要使用一种粉状的化学试剂。
由于大部分案件中，罪犯不可能把指纹留在所有物品上，对指纹的搜集主要集中在罪犯可能的入口处以及罪犯可能会触碰到的物体或遗弃的物体上，如烟头、口香糖或空的烟盒等。
为了更有效地收集线索，法医都会携带一个装满各种工具的箱子前往现场，箱子里有镊子、钳子、剪刀、刮铲、手电筒、口罩、橡胶手套，收集液体样本的容器、刷子、塑料袋和采集鞋印的模具等，当然还不能忘记收集指纹的化学试剂。一盏发出蓝光的灯和一副橙色眼镜以及红外线照射器也是必不可少的，目的是在纺织物或衣物上寻找唾液、血迹或精液等含有DNA信息的痕迹。此外，其他一些基本工具同样重要，如胶带、纸、铅笔，当然还有确定犯罪现场的指南针。
钩证难7人证对犯罪现场的研究工作也许要持续数天，甚至数周，有时还有可能长达数月。先不说其他方面，单单是DNA的检测工作就需要将近3天时间。
多伦多大学法医人类学家杰克•沃尔多认为，"不紧不慢”应该是法医科学家遵循的工作原则；任何一点细小的工作都是整个侦破工作成功或失败的分水岭，而在法庭上，法医科学家所收集的证据比任何目击证人的证词都要有分量。这是否意昧着我们高估了物证的价值？
对这个问题，早在一个世纪以前鲍勃•布劳顿就做出了如下回答："不仅是指纹和脚印，还有头发、衣嚴纤维、破损的玻璃，罪犯遗留在现场的作案工具的商标、油画上的一道划痕和血迹都能成为无声的证据。因为这些证据不存在因记忆偏差而出错误的问题，也不会因为当时环境的刺激或紧张而意识混乱，它们不会成为假证词。
只有在发现、分析和对这些证据得出结论的过程中人为犯下的错误才能使它们丧失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