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人为什么要找老外结婚？ 
　　大导演李安给出过一个很在理的答案——人权自由。 
　　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伦理电影《喜宴》也给跨国婚姻作了极好的诠释，片中赵文瑄扮演的男主角高伟同出生于台湾传统家庭，作为一名同性恋，他的取向无法在自己的国家得到认可，美满婚姻更是无从说起，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跨国找伴侣。因此高伟同在开放的曼哈顿有了理想归宿，与一名美国青年过上了夫妻生活。美国与台湾距离遥远，家中父母从表面上看又对外国的情况不太了解，令其得以彻底地“性解放”。 
　　如果说《喜宴》中的高伟同最大的困境就是无法得到保守父母的认可，那么电影《面子》里的女同志薇面临的是中国人更敏感的触角——面子问题。 
　　在这部伍思薇执导的电影中，陈冲扮演的薇的母亲虽然是美籍华人，可骨子里也未曾抛开自己的民族性，面对女儿出柜的事实，她就像所有东方母亲一样无法接受，甚至逼女儿去跟男人相亲。也就是说，即便子女注定要有一场跨国婚姻，也必须得在父母的允许范围之内，所谓“伦理”的界限不可跨越。 
　　莫说中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即便是日本也存在同样的跨国目的。今年4月，一部根据田龟源五郎同名漫画改编的日剧《弟弟的丈夫》首播，引发观众共鸣，故事说的是男主角的双胞胎弟弟长居加拿大，弟弟去世之后的某一天，突然来了一名加拿大壮汉，自称是弟弟的正式夫君，令男主角惊慌失措。保守含蓄的东方人，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处理伦理与自我之间的矛盾，跨国婚姻成了追求人权的工具。 
　　纵观美国的平权史，自1962年伊利诺伊州废除鸡奸法，1970年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举行的大规模同志游行活动，1993年夏威夷州允许同志结婚，直到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裁定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对于渴望婚姻的同志来讲，那里等同于“天堂”，由此令“跨国婚姻”大军又加入了无数战友。 
　　“磨合”是一种虐 
　　正常的跨国婚姻无处不在，尤其在国际化大都市中国上海，洋媳妇和洋女婿比比皆是，远嫁异国的中国男女也不胜枚举。可正常的夫妻同样存在诸多问题，因为那本就是一次关乎信仰、文化、生活习惯磨合的终极大考验。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族的事。深谙家族伦理之道的李安总能抓住这个核心点，于是拍出了特别走心的电影《推手》。《推手》中的跨国婚姻是极其常见的，留居美国的儿子娶了当地媳妇玛莎，并将退休的父亲老朱也接到了美国。与其说老朱不适应洋媳妇的持家之道，毋宁讲是他完全不适应美式生活，一次次或大或小的冲突与误会由此产生，公公与媳妇之间的隔阂终究影响到夫妻感情。儿子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甚至产生了要把父亲赶回家的念头，导致老朱一气之下自己跑到唐人街当洗碗工，将这段跨国婚恋导致的矛盾升至白热化。 
　　老一辈对于儿女的跨国恋存在心结很常见，那么夫妻双方在没有老人横插一杠的情况下是否能得以圆满？也未必。 
　　1993年公映的美国电影《喜福会》便涉及这个痛点，这部根据谭恩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中有一段情节特别经典。片中的女儿李娜因为与母亲存在严重的思想代沟，急于摆脱现状的她选择和一名美国的会计师结婚，结果对方在婚前提出了“AA制”的要求，从此开始了她的另一段艰苦旅程。夫妻之间不仅所有生活花费要分开算账，连冰箱里的食物都贴上了各自的名字，任何一方都不能动对方买的东西。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这样的夫妇简直匪夷所思，他们合住的房子瞬间变得冰冷起来。可见，生活理念相距甚远的恋人，倘若没有磨合到位，跨国婚姻就只能成为折磨。 
　　当然，无论一段婚姻跨不跨国，都要涉及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家常琐事，能不能磨合出个美好未来，很难判断，磨合形式也因人而异。犹记内地女演员宁静，在1996年拍摄电影《红河谷》时与美国演员保罗·克塞假戏真做，次年跨入婚姻殿堂，并生下儿子雷纳，可这场他人眼中特别完美的跨国婚姻却仍以失败告终。回归单身生活的宁静多年后曾在一档访谈节目里这样说：“没有结过婚的可以尽管去试，看有没有用吧，其实就算结了也没用。”足见跨国婚姻并没有给予她太多良好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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