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权方式的选择过程中， ，上述两者：沉没成本与偏见启示是影响行为人决策的重要因素，它们决定行为人价值判断与完全理性状态的偏离程度，以及行为人会以收益还是损失的视角看待维权的预期所得，从而进一步决定了行为人将会处于哪种框架之中。当然，除此之外，行为人本身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与生活压力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行为人维权决策时所处的框架。 

　　（二）收获与损失 

　　收获与损失是不同框架下的行为人看待维权预期所得的不同视角。在沉没成本与偏见启示等因素的影响下，处于正性框架下的行为人将维权的应有结果看作是能产生积极情绪的收获，预期维权所得与应有所得的差距对于行为人而言只是收益的多少问题，因此会尽量保持稳妥、保守的选择倾向；而处于负性框架下的行为人则将维权的应有结果看做本就属于自己的财富，预期维权所得与应有所得的差距对于行为人而言是自身的直接损失，因而这类行为人在损失规避意识的影响下将追求具有风险性的选择方案。 

　　（三）维权成本 

　　维权成本是影响行为人维权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在模型图中，我们假设身体维权（姿态）将要付出的成本为1，则身体维权（真实）将要付出的成本设为1（未遂）或10（代表死亡或重大伤残，即身体维权即遂），而制度维权的成本则相应应处于身体维权（姿态）与身体维权（真实即遂）的成本之间，且制度维权的成本也会随着行为人所处框架的不同而变化。一般而言，从正性框架到负性框架的变化过程是行为人对制度维权的心态从乐观到悲观的变化过程，行为人预计的制度维权成本也会随着框架的正性到负性的变化而提高，因此，我们假设正性框架++下的制度维权成本为2，正性框架+下的制度维权成本为3，负性框架-下的制度维权成本为4，负性框架--下的制度维权成本为5。 

　　四、结语 

　　社会转型本身所承载的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以及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等，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消化、整合与协调。同时，伴随转型而来的传统社会规范的权威丧失和新的社会秩序的逐步形成，也需要经历一个十分艰难的“破”与“立”的博弈。身体维权即是这一博弈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针对目前身体维权行为研究的种种问题，本文试图以行为经济学的风险框架效应理论为进路，以身体维权行为的类型化为基础，，对风险框架效应范式中的重要变量进行深入挖掘，为现有权利救济体系功能的合理配置与有效整合提供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