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太平天国实行等级婚姻的原因及其影响

(一）实行等级婚姻的原因

1.洪秀全矛盾的政治与伦理思想

太平天国之所以实行隔离男女的政策，与洪秀全矛盾的政治与伦理思想密不可分。儒家传统伦理道德中特别注重男女之别，女子就要养在深闺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洪秀全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因此，儒学中的“三纲五常”和“五伦”思想在其内心深处已根深蒂固。儒家伦理中对男女的接触约束严格，女子不仅在婚前不得与男子往来，即使在婚后也要守贞。但是，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后，其对儒学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早期排斥和否定儒学。因为他曾连续四次考科举不中，对朝廷以及儒家学说产生不满和憎恶。其对儒学的排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破除孔子的圣人地位，焚烧儒家书籍。1851年金田起义时，洪秀全下诏称“四书五经”为邪书，还明文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赦。”①这种极端的反孔反传统运动一直持续到1853年。第二，改变教育和科考的内容。太平天国的教育是政教合一式的教育。洪秀全删除和修改了基督教书籍中不利于统治的部分，编成太平天国的进行教育的官用书籍，即《旧遗诏圣书》和《新遗诏圣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太平天国的教育中没有孔子的地位，四书五经也不作为教材和科举考试的内容。第三，否定儒家上下尊卑的道德理念。儒家注重上下尊卑的伦理秩序，但在太平天国早期，洪秀全倡导在人间建立天下皆为兄弟姐妹，同富贵共享乐的人人平等的人间天堂。但是，洪秀全在定都天京后，出于巩固统治和实行专制的需要，将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天命观、等级观念等重新接受并加以强化。

其实在其前期反孔时，洪秀全也只是反孔而不反儒。洪秀全虽然下令烧毁一切孔孟之书，但其又颁行了大量宣扬儒家思想的君臣之道、夫妻之道的《天父诗》《幼学诗》《太平诏书》《天情道理书》等书，这些书籍中保留了三纲五常，男女授受不亲，女子以贞节为贵等儒家观念，使其变成太平天国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洪秀全在太平天国普通百姓和太平军中实行隔离男女政策，为什么在天王宫中践行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洪秀全又深受基督教禁欲思想的影响。他认为男女接触就是犯天条，是上帝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把禁“淫乱”当作天父的指示，并使之贯彻于太平天国军事和社会生活中。洪秀全认为每个人都有敬拜上帝的权利，天国内的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女，这些看似平等的思想只不过是为了吸引广大民众加人拜上帝教、参加太平天国而做的宣传，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洪秀全在《天条书》中指出：上帝虽然是天下男女之父，但这些子女是有尊卑贵贱之别的，“君长是其能子，善正是其肖子，庶民是其愚子，强暴是其顽子”。由此可见，上帝的子女之间等级森严，其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根本不可能平等。自金田起义开始，太平天国就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天王是最高领袖，其他各级官员根据官职的高低享有不同的特权，对各级官员的服饰、称呼等都有烦琐的规定。因此，自古就非常重要之婚姻更需要根据不同的等级做出不同的规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洪秀全在太平天国中实行等级婚姻。太平天国等级森严，每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根本不可能平等。洪秀全等人受其出身和时代的局限，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充斥着传统帝制社会的等级观念和伦理道德观念。

2.广西的"歌婚”风俗影响太平天国的婚姻政策洪秀全初期传教和发动革命的地区是广西，而广西历来是壮族和瑶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众所周知，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习俗与中原地区有很大的不同。“歌婚”这一习俗，唐代时就有文献记

载。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记载：“唐中宗年间，刘三妹与白鹤乡一少年登山而歌，粤民及瑶、僮（今壮族）诸种人围而观之。男女数十层，咸以为仙，七日夜歌声不绝，俱化为石。”①材料中描述肯定有夸张的成分，但可以推断出当时男女通过对山歌而相识相恋并结为夫妇的现象是存在的。到了明清，广西的“歌婚”风俗达到鼎盛。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有对此情形的记载：“粤西土民……风俗大概皆淳朴，惟男女之事不甚有别。每春月趁圩唱歌，男女各坐一边……若两相悦，则歌毕辄携手就酒棚并作而饮，彼此各赠送礼物以定情，订期相会。甚有酒后潜人山洞中相眠者。其视野田草露之事，不过如内地人看戏赌博之类，非异事也。”©从材料中可以看到广西的“歌婚”风俗在男女关系上甚为开放。

这种“歌婚”风俗在广西一直流行，洪秀全还亲眼目睹过这一婚俗。《太平天日》记载道：“1844年4月，洪秀全到广西省浔洲桂县的一个表兄弟家住下。……他听当地的老百姓说此处有一个六窠庙，里面供奉有一男一女两位神仙，很是灵验。……主问曰：‘是夫妇乎？’土人曰：‘非也。当初二人在此山和歌，苟合而死，后人传闻得道，故立像祭祀。’……因此，洪秀全认为4广西淫乱，男女和歌，禽兽不如，皆由此等妖倡焉’。”③从材料中可以看到，洪秀全对这种男女“歌婚”的风俗深恶痛绝，他认为这种本不是夫妻的男女苟合，根本不可能得到升仙，而是妖孽。洪秀全还针对此事作了一首诗：举笔题诗斥六窠，该诛该灭两妖魔！满山人类归禽类，到处男歌和女歌。坏道竟然传得道，龟婆无怪作家婆。一朝霹雳遭雷打，天不容时可若何!

广西人把纵容妻女外出卖淫或自己开妓院的男人称为“龟公”，

女人则称为“龟婆”，媳妇称自己的婆婆为“家婆”。从洪秀全所作的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其对“歌婚”风俗的厌恶与痛恨。广西自古以来就有“歌婚”的风俗，六窠庙的传说本来是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当地的百姓认为这对殉情的男女已经得道升仙，还为他们立像以供祭祀。因此，洪秀全在六窠庙题诗斥责当地民众崇奉的歌仙的行为，严重冒犯了当地的风俗，激起了当地居民极大的愤慨。“各愿偶像显灵杀死洪秀全”。

以上事实可以说明，洪秀全之所以在太平天国实行隔离男女政策，与广西歌婚的习俗的是分不开的。广西“歌婚”的风俗与洪秀全“男女授受不亲”的伦理道德观念相差甚远，这令深受正统伦理道德熏陶和基督教“禁欲诫淫”思想影响的洪秀全难以接受，因此洪秀全特别憎恶“淫乱”。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将反对“淫邪”的思想进一步转化成为严惩犯“第七天条——淫乱”者的军纪。在太平天国初期的成员中有大量广西籍妇女，因此，为了稳定军心，防止开放的广西妇女做出越轨的行为，保证战争的胜利和政局的稳定，在军中实行隔离男女政策。

3.军事战争的需要

在太平军中实行隔离男女政策是适应太平天国战时军事斗争形势的产物。首先，在起义初期，大多数人是举家参加革命，这就造成了在太平军中，不仅有男子，还有许多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了保证太平军旺盛的战斗力，加强军事纪律，防止发生扰乱军心、破坏军民关系的情况发生，实行男女分营（馆），取消婚姻，暂时放弃家庭生活，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平贼纪略》中记载：“发逆(“发逆”和后文的“贼”，都是指太平军）别男女甚严，夫妇不能同居，盖恐贼众引家，不与力战，而设女馆，挈家同行，以系恋之。”自太平天国起义开始，就实行废除家庭，分别男女的政策。在战争激烈进行之时，实行严格的隔离男女政策是必要的，它对革命战争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一方面稳定了军心，加强了军纪，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还起到了一定的保护广大妇女的作用。因为，如果军纪不严，在攻占新城市后，会发生士兵奸淫妇女的现象。陈作霖的《可园备忘录》记载：“在太平军刚刚攻克南京之时，城中的妇女都非常恐慌，有许多人选择自尽以期保住贞节，不久见太平军‘但掳掠而不奸淫，见女馆则不敢入，于是觅死之念遂息’”②江恩燮的《患难一家言》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对于试图强暴妇女的太平军，一经发现，立即“讯明枭首示众”③。即使是敌视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承认：“贼禁奸淫最严，淫曰‘犯天条’，立杀，虽广西老贼不贷。”④也就是说不管是谁违犯了此项天条，都斩立决。革命资历越深的“老兄弟”如若触犯天条，所受刑罚是最残酷的“点天灯”。太平天国法令森严，军纪严明，严惩奸淫妇女者，所以强奸民女之事很少发生，使得太平天国前期的太平军一直保持比较旺盛的战斗力。因此，自金田起义后，“万民相应，四方乐从。……自金田至金陵八千里之遥，百万铜关，尽行打破。”⑤洪仁讦在临死前的《自述》中，“把太平天国实行废除家庭、隔离男女的男女分营制度，作为革命初期战事接连取得胜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⑥。其次，太平军刚刚攻占南京之时，统治秩序还不太稳定，城内残存着许多反对太平天国的势力。他们经常“于昏黑时，贼孤人委巷，辄袖刃尾杀之……密结同志，歃血为盟……聚处一室，暇则作骂贼之诗以纾愤”①，进行各种暗杀活动和反对太平天国的宣传，还与城外的清军秘密联络，里应外合，甚至捏造清军打胜仗的消息到处宣扬，欲以惑乱太平天国的军心。在这种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太平军废除婚姻和家庭，实行男女分馆的政策，是为了将全体居民集中组织在一起，有利于管理和控制民众，巩固太平天国的政权。

但是，定都天京后，情况发生了改变。一方面，随着战争的形式相对稳定，战时的隔离男女的军事生活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军民想要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不但没有兑现他们起义之初所说的，定都天京后就恢复家庭生活的诺言，反而将隔离男女政策进一步扩大到民间。与军中和民间男女不得结婚，夫妇不得闭聚的禁欲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太平天国的高级领导者享有娶妻纳妾甚至选妃的特权，实行多妻制。因此，该项政策受到了来自军民越来越多的反对。

(二）实行等级婚姻的影响

1.打破了太平天国军民对天朝上国的憧憬

太平天国在军中实行“严别男女”的政策，虽然在革命初期和政权不稳定时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后，

不但没有取消这种政策，反而将其扩展到民间。这使得太平天国军民对政权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太平天国印书》记载：洪秀全在号召大家起义时，针对大家对实行男女分营政策的疑惑时曾说过“天下一日定，方许完聚，未娶者方准婚配，功高者始准置妾”②。

分析材料可知，洪秀全曾许诺太平天国军民等到定都天京，也就是建立“小天堂”之后，就恢复家庭生活和允许结婚。众所周知，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亲情为基础的家庭是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组织，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可以推断，为了尽快与家人团聚，尽享天伦之乐，太平天国军民万众一心，奋力杀敌，是革命初期取得节节胜利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定都并政局稳定后，洪秀全等领导人没有兑现他们的诺言，仍然实行隔离男女政策，并且与之前相比更为严格，这自然引起太平天国军民的愤恨与不满。太平天国军民“知事不可成，妻不可得，甚至己妻转为所得，安得不痛恨而深衔之”。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满怀希望的太平军民对太平天国从拥护到痛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失去人民的支持是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北方以农业经济为主，城市的商业经济不太发达，因此，北方的大地主多居住在农村；南方的土地不集中，城市的商业经济却比较发达，因此，南方大族多居住于城市。但值得注意的是，居住于城市，并不是说与农村就彻底隔绝了。如林耀华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一书就认为，黄东林农村中的家族和其在城市中的生意之间是相互影响的。②太平天国在南京大规模地实行男女分馆政策，这些居住在城市中男女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实行男女分馆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粮荒，使广大军民饱受饥饿之苦。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将城内男女分别集中到男馆和女馆统一管理，并取消一切经济行为，政府按一定标准统一分发粮食，实行简单的供给制度。由于一切生产生活资料都需交往圣库，个人不得私藏，不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取消一切经济行为，包括取消城市中的商业活动，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上交到圣库中的银两愈来愈少，进而影响到粮食的买进。另夕卜，太平天国一直处于战争环境，清军的封锁导致太平天国的粮食有时不能及时运到城内。即使侥幸冲破清军的封锁，大量粮食的采购、分发工作也非常繁重，因此，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不得不持续降低每人口粮的标准，到后来竟然下令一概只许喝粥。田玄和季鹏在其《粮食给养与太平天国的兴衰成败》一文中认为：“太平天国时常为粮草问题所困扰……天国首都几度变成粮荒的危城。……粮食给养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到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战略和政略的实施，而且也直接决定了其军事斗争和政权建设的胜负与持久程度。……清钦差大臣李星沅、周天爵等为剿杀太平军无不采用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的手段，以实现其在战场上所达不到的目的”。另外，洪仁讦的自述中曾强调缺乏粮食对太平天国造成了严重影响，李秀成的自述中居然也有40多处提到粮食问题。这一切都说明粮食问题对太平天国的成败很重要，而废除婚姻家庭、隔离男女、男女分馆政策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域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粮荒问题更为严重。

太平天国虽然宣称平等，但实际上处处显示出森严的等级性。例如服饰上，永安分封建制后，“凡封及者，袍帽遵依官制，未封及者，封帽一概尽与两司马同。……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

累代世龙袍角带在天朝。”②从中可以看出，太平天国的服饰有尊卑贵贱之别，并且尊贵的身份和地位是可以“累代世袭”的。定都天京并局势相对稳定后，为了巩固统治和彰显诸王的尊贵地位，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对服饰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天王袍上绣龙九条，东王袍绣龙八条，北王袍绣龙七条，翼王袍绣龙六条，燕王、豫王袍绣龙五条，侯至丞相袍绣龙四条。监军以上着黄马褂，军帅以下着红马褂，并以金龙、牡丹等图案来区别地位的高低。”③太平天国的普通士兵和下级官员则“多赭衣若囚，虽任伪官，并不能一服伪官冠服也”①。这些也都体现了太平天国在服饰上存在等级。太平天国颁布的太平礼制还将从天王到士兵应该遵循的礼节，根据等级制度作了烦琐的规定。这些做法显然与其宣扬的平等观念相去甚远，与传统的专制王朝无异。最令太平天国军民失望的是，太平天国在普通将士和百姓中实行废除家庭、隔离男女的灭绝人伦、违反人性的政策，而太平天国的领导者自己却实行多妻制，这一做法与传统的专制帝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上文已谈到，最初只有首义六王有娶妻纳妾的权利，其他人即使夫妻也不能同宿，男女不得有任何接触，否则按犯天条立斩。即使后来，在内外的压力下，太平天国废除了隔离男女政策，但对各级官员和士兵可以娶妻纳妾的数目做了具体的规定。太平天国普通将士和百姓只允许娶一个妻子，而且其婚姻掌握在“婚娶官”手中，没有丝毫的婚姻自由。由婚娶官按抽签分配男女的方式，出现了“老夫少妻”和“老妻少夫”的畸形婚姻。太平天国的这种上下有别，反差巨大的婚姻政策，令广大的普通将士和百姓的不满日增，对太平天国失去了信心。洪仁圩对此种情形有所觉察：“前此拓土开疆，犹有日辟百里之势，何至于今而进寸退尺，战胜攻取之威转大逊于曩时？……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根据材料可推断出，太平天国的等级婚姻政策、强取民女、为诸王大肆选美等，使普通百姓和将士“人心冷淡、锐气减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广大军民是怀着实现人人平等的天朝上国的憧憬才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而残酷的现实与他们梦想中的“天国”渐行渐远，这就使他们对太平天国的失望和不满愈演愈烈，士兵叛逃等现象层出不穷，直接影响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存亡。

2.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

洪秀全把拜上帝教作为控制人民思想的工具，为了确定拜上帝教的独崇地位，在起义初期对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加以禁止和摧毁。洪秀全宣称孔子学说以及一切百家之言皆为迷惑人心的妖言，不但毫不留情地将孔庙、孔像、孔子牌位等捣碎破坏，焚毁了有关儒家思想的书籍，洪秀全还根据《圣经》《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制定了太平天国广大军民应该读的所谓的经典——《旧遗诏圣书》和《新遗诏圣书》。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可以存在那么长的时间，肯定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并且其思想内涵也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人们的心中。因此，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想仅仅依靠强制手段消灭儒家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洪秀全极力反孔排儒，一方面是因为其早年科场失意，进而发泄其对作为考试内容的儒家思想的愤恨；另一方面是洪秀全想排除一切其他思想，竖立拜上帝教的尊崇地位，巩固太平天国的政权。但是，洪秀全的这种敌视儒家思想、焚烧儒家经典的做法，令太平天国政权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支持。因为从小就熟读四书五经的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就是努力学习以便通过科考入仕为官，也就是学而优则仕。而洪秀全宣布孔孟思想为妖言邪说，焚烧儒家书籍，科举考试也不再以儒家经典为内容，而是以《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和《真命诏旨书》等太平天国颁布的官书作为科考之内容，这直接损害了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另外，虽然洪秀全在定都天京之后，为了巩固统治和实行专制，接受并强化了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天命观、等级观念等。但是，洪秀全废除家庭、隔离男女的做法与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家族观念”“孝道”等相违背。众所周知，家族的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孝道也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核心内容，而太平天国实行的“男女分馆”政策，使夫妇不能同宿，母子不得相见，天伦之乐不复存在，这使百姓有“家破人亡”之感。太平天国实行的这种灭绝人伦之政策，令受儒家思想熏陶已久的知识分子难以接受。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政权建设和巩固都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如拟定文书、宣传、教育、文案工作等。为了广泛地争取和选拔知识分子，太平天国也实行了科举制度，但是科举考试的内容是拜上帝教的教义以及太平天国颁布的诏书，严禁出现儒家经典，如有违者皆斩。因此，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拒不应试，这也可以作为太平天国举行“女试”，并出现女状元“傅善祥”的一个重要原因。知识分子不参与太平天国的政权建设的结果是，太平天国处于高层的文案人员，大多数是金田起义前后加人进来的广西籍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渊博的学识，只是略知文字，稍懂读写。既然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科举考试，洪秀全就命太平军到处强拉各地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加人到太平天国的政权中来，但大多遭到知识分子们的严拒，“如桐城书生濮古洲，太平军要带走他，他怒吼道：‘我儒生也，读孔孟书，有天地，有人伦，焉肯从汝行！汝等教匪，蔑天地人伦，衅逆无道，’誓死不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实行隔离男女政策的不满与愤恨，认为太平天国“蔑天地人伦，衅逆无道”，宁愿死，也不为这种政权服务。但是，也有一些为了暂时保全性命而被迫加人太平天国中去的知识分子。翦伯赞认为：“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②也就是说，真正有学识的文人，不会加人太平天国，那些参加的文人，大多是贫寒的农村子弟。张德坚的《贼情汇纂》中也有关于此种情况的记载：“文弱之士苟且偷生者暂图目前温饱，亦断不肯为设一谋，且有故意写字讹别者。如伪示动称天王、列王下理天下人民，下理理字有意写作埋字。逆贼惨虐不堪，下埋人民，诚不诬也。”③分析材料可知，张德坚认为有一些文人为了温饱问题加人太平军，但他们大多只是苟且偷生，没有人真心为太平天国政权出谋划策，反而会利用自己査阅文书，批写公告等的机会为清军搜集情报，甚至篡改太平天国的告示。虽然张德坚由于其立场的原因，描述的此事件或许有杜撰、捏造、夸大之嫌，但是可以推断，那些被迫加人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因此利用其可以接触文书的职权进行破坏活动，希望清军能尽快铲除太平天国，也在情理之中。知识分子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心理，采取如此行动，一方面是因为上文提到的读书人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很深，他们反满但不反孔。因此，太平天国拆散家庭、隔离男女的做法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惶恐和反感；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知道，要想真正被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所接纳，就必须完全抛弃自己原本熟悉深信的儒家思想，而去学习信仰拜上帝教的教义。做到这样很难，而且即便是做到了，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也不会完全信任和重用他们。并且，一旦清军有朝一日铲除太平军，那自己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地，所以他们不得不为自己今后的仕途提前做打算。

太平天国的男女分馆政策不但使太平天国内部的军民日益产生不满，还给清军以口实，并以此作为攻击太平天国的靶子。曾国藩最先意识到太平天国这种内在的文化冲突与危机，他在《讨粤匪檄》中称：“……历代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曾国藩利用民众尊崇儒家伦理道德的心理，号召全体读书人复兴儒学，桿卫名教，反对太平天国及其创立的拜上帝教，把对太平天国的军事围剿变成了文化围剿。这篇檄文不但引起广大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共鸣，也赢得了长期受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熏陶的农、工、商等各阶层的感情。《讨粤匪檄》很快就起到作用，太平天国统治地区的知识分子许多都投奔到曾国藩门下，为清军攻打太平天国出谋划策。曾国藩筹建的新军湘军，儒生是其骨干。“湘军中可以考证的179人当中，104人是书生出身……武功出身的有75人……可见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者比武功出身者多。……湘军的将领中，重大的职务一般都由文人出身者担任，武功出身者仅充任一些无关紧要的官职。”①除了湘军，之后李鸿章的淮军等，也是以儒生为主体，它们成为攻打太平军的主要力量。

太平天国缺少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支持，使得太平天国领导阶级的文化素质低下，在政治眼光和军事谋划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清军。再加上太平天国后期任人唯亲，政治腐败，人心涣散，造成朝中无将，国中无人的状况，并最终被以儒生为主力的湘军打败。李秀成被俘后，李鸿章问他：“官兵某事好，某事不好？贼中某事好，某事办得不好？”李秀成回答道：“官兵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②孙中山先生在总结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时也曾说过：“历朝成功，谋士功业在战士之上，读书人不赞成，虽太平天国奄有中国大半，终亡于曾国藩与儒生之领兵。”

3.造成统治阶级内讧及政治腐败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先是排斥孔子和儒家文化，后来转向部分接受有利于维护专制统治的儒家思想，这使太平天国的广大军民思想混乱迷茫。他们一方面被要求完全信任上帝，遵奉上帝为唯一真神，天下男女皆是天父子女，鼓励他们积极作战，以实现人人平等的太平盛世；另一方面，又宣称太平天国的现在和将来都是“天父早已排定”④，因此需要拥护洪秀全的专制独裁，默认以其为首的领导层享受多妻制的特权，而自己只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太平天国采用简单粗暴的手段执行自相矛盾的政策，损害了民众的革命热情，使其大失人心。

太平天国实行上下等级分明的婚姻政策，不但使下层军民的不满日益增加，还导致上层统治阶级内讧以及政治腐败现象的出现。

处于太平天国等级婚姻最顶端的天王洪秀全，自起义初就实行多妻制，定都天京后，更是整日与众多后妃在天王府中厮混，而不问政事。在当时的太平天国，拥有妻妾的数目以及王府宫殿豪华的程度，是太平天国诸王身份地位与品第的象征。等级制度一旦确立，

各种特权也就随之而来，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互相猜忌，竞相追逐权力地位和奢侈享受，腐败也就在所难免。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太平天国的领袖之间，其范围包括太平天国的整个官场。职位的高低决定了可以娶妻纳妾的数目。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升官加爵的欲望尤为强烈，导致太平天国后期卖官鬻爵的风气日盛，官员的选拔任命以及奖惩制度日趋混乱。在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整日深居天王府中，不理政事。由于洪秀全纵情享乐，怠于行政，把太平天国的军政民务都交给杨秀清代为打理，致使杨秀清的势力日益膨胀，严重威胁到天王的地位，太平天国领导阶层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了天京变乱。从天京事变中，洪秀全得出一个异姓王不可信任的结论，洪秀全认为要想继续与众多妃嫔在后宫中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就必须让自己的亲属担任太平天国的重要职位，替他守住江山，这就导致了选拔官员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翼王石达开是太平天国优秀的将领，曾领导太平军取得湖口大捷。他德才兼备，深得民心。但正因为此，洪秀全对石达开的猜忌更深，唯恐其变成第二个杨秀清。因此，洪秀全先后封其两个兄长分别为安王、福王，希望他们能够分散翼王石达开的权力。“李秀成在自述里对此事也痛加批判：‘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此人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味固执……押制翼王，是以翼王与安福王三人结怨，被忌押制出京’。”为了避免被洪氏集团迫害，石达开被迫出走，致使太平天国出现分裂的局面。洪秀全的这种任人唯亲引起了将士的不满，因此，洪秀全在封其族弟洪仁讦为干王之后，还封了在太平天国后期战功卓越的陈玉成和李秀成分别为英王和忠王。李秀成在其自述中说：“我天王第一重用西王萧有和，第二重用王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第三重用干王洪仁讦，第四重用其驸马钟姓、黄姓，第五重用英王陈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②从中可以看出，洪秀全最信任的还是自己的族兄族弟，立下赫赫战功的英王和忠王只能位于其后。在李秀成和陈玉成打破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围之后，洪秀全不是考虑该如何趁势北上攻打清政府，而是害怕李秀成和陈玉成会因为屡立战功而拥兵自重，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于是，开始大肆滥封官爵，以分散此二王的权力。黄文英在其自述中记载道：“起初是有大功的封王，到后来就乱了，由广西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③这些人一旦受封，就立刻修建王府，娶妻纳妾，盘剥民脂民膏。另外，洪秀全设立的“义、安、福、燕、豫、侯”六等官爵的数目更是多如牛毛。洪仁讦的《立法制谊谕》中就有对此种情形的描述：大小官员“……自兹以往，不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④这种滥封官爵的做法，助长了贪污腐化之风，使太平天国内部秩序严重混乱。

造成太平天国晚期统治阶级内讧以及政治腐败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是跟太平天国实行等级婚姻有一定的关联。因为太平天国的官员们可以娶妻的数目是根据职位的高低来确定的，娶妻越多，说明其官职越高。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太平天国的各级官员都醉心于升官。太平天国在官员中实行多妻制使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不关心朝政，而是沉溺于酒色，陷于众多的美娇娘中不能自拔，“大小贞人共一床，模模糊糊过时光”。太平天国后期，由于湘军的围困，天京城内早就开始闹粮荒，但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天国的一些官员还只是贪图自己享乐，维护一己私利，拒绝贡献家中的存粮，以至军中饱受饥饿之苦。因此清军在攻占天京之后，从城内搜出大量粮米时很是困惑。李秀成在其被俘后的自述中解释了这种现象的原因：“城中王府尚有之，顾不以充饷，故见绌。此是我家人心不齐之故。”②

结论太平天国的等级婚姻有纵横两条主线。一条是自普通百姓和士兵到天王的婚姻等级森严，另一条是从普通百姓和士兵到天王，丈夫与妻妾之间以及妻妾之间等级分明。

自1850年金田起义时起，太平军中就开始实行废除家庭和婚姻的男女分营政策。1851年9月永安建制后，将隔离男女政策扩大到所占领的城市。1853年1月12日攻占武昌后，在军中和民间实行的男女分馆政策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由于太平军在武昌停留的时间比较短，所以这项政策没能很好贯彻。真正开始大规模并严格实行男女隔离政策是在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之后。这种男女分馆制度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1854年迫于内外压力，杨秀清降旨废除了隔离男女政策，恢复家庭，允许男女结婚，

实行一夫一妻制。为了对太平天国男女婚娶实行监控，太平天国设立“婚娶官”，其采取抽签的方式分配婚姻，出现许多“老夫少妻”“老妻少夫”等畸形婚姻，男女依旧没有婚姻自由。虽然太平天国严别男女的政策在理论上延伸至乡间，但由于鞭长莫及，在乡村里自始至终就没有真正实行过隔离男女政策，依然过着较为正常的家庭生活。

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首义六王自金田起义开始就实行多妻制，不久秦日纲也享有此特权，其可以娶纳妻妾的数目根据官位的高低依次减少。随着】854年隔离男女政策的废除，凡是有职位者都可以娶妻纳妾，并对其娶妻数目进行规定。洪秀全、杨秀清等也在解禁后大肆选妃，后宫妃嫔数迅速增加。由于太平天国后期滥封官爵导致官爵庞杂且人数很多，原来有关太平天国有职位者可以娶妻数目的规定已经不再能满足现实情况，甚至出现僭越多娶的现象。因此，I860年末，洪秀全颁发《多妻诏》，该诏书对文武百官允许娶妻的数目作了规定，明确地将多妻制待遇推及所有中级以上的官员。太平天国诸王、中高级将领的妻妾的称呼根据地位的不同还有详细而烦琐地规定，这也是太平天国森严的等级制度的一个表现。

太平天国的“男营（馆）女营（馆）”政策，其背后仍体现着传统社会婚姻中男女地位和职能的不同，男人在外冲锋作战，女人在女馆中做一些后勤工作，即“男主外，女主内”。在解禁后，“婚娶官”在分配婚姻时让男性抽签而不是女性，这就表明男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决定自己婚配对象的权力，而女性只能被动地处于被抽签的地位，从这点可看出在婚姻问题上男女是不平等的。而因立有军功而被赐婚者，可以从女馆中任意挑选女子作为其妻子，比前面的“抽签”方式有更大的选择空间，但这种进步只是针对男性而言，女性仍旧处于被选择的地位。另外，太平天国不称呼女性名字而称呼为某大妹，这仍是传统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在作祟。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不顾妇女身体和心理的痛苦强行放足，还逼迫刚放足的妇女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役。贫苦出身的广西妇女在起义初期的确发挥很大的作用和影响，在太平天国建立政权后，这些妇女成为女馆中的女官，但她们压迫女馆中其他妇女的现

象时有发生。即使是出身贫苦，一旦当上女官等就会逐渐压迫下层妇女，更不用说是传统社会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了。而且，女官没有掌握实权，所有女官由蒙得恩兼管，因此，女馆中的女官虽与广大江南等地的妇女相比有一定的特权，但是仍然要受到男性,这说明有职者的男女之间也存在等级关系。

成为太平天国诸王和中高级将领妻妾的原因有三：“勇健”“美貌”和“才情”。这些妇女作为女官在服饰、社交等方面与普通妇女相比有一定的特权，她们不但可以自己享受荣华富贵，甚至可以惠及家人。一部分知识女性通过其丈夫间接参与政治生活，但是大多数的女官只是虚衔，从事的仍旧是各种繁杂的家庭和社会劳役。洪秀全与其后妃的关系没有打破男尊女卑的传统道德规范，甚至变本加厉。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的婚姻在纵横两个方面都存在森严的等级性。实行等级婚姻的原因有三个：洪秀全的独特的政治与伦理思想；广西的“歌婚”风俗影响太平天国的婚姻政策；军事战争的需悪实行等级婚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太平天国上下有别的婚姻政策，使广大军民对太平天国的不满与痛恨与日俱增，太平天国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实行男女分馆，把男女集中到男馆和女馆统一管理，取消一切经济行为。所有的生活资料都需交往圣库，政府按一定的标准统一分发粮食。这一方面打击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破坏了商业活动，不利于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另外，即使突破各种困难将粮食运到太平天国，把这些粮食分发到馆中每个人的手中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持续降低每个人的口粮标准，最后竟然下令一概只许喝粥。太平天国的广大军民，不但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而且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这不得不令太平天国军民心灰意冷，叛逃现象屡见不鲜。其次，“家族观念”和“孝道”是儒家伦理道德中的核心内容。太平天国废除家庭，实行男女分馆。这种灭绝人伦的政策，令受儒家思想熏陶已久的知识分子无法接受。另外，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以拜上帝教教义和太平天国颁布的诏书为内容，严禁出现儒家经典。因此，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拒不应试。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为了保命，被迫暂时加入太平天国，但这些人利用接触文书的职务之便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曾也利用民众尊崇儒家伦理道德的心理，号召全体读书人复兴儒学，桿卫名教，反对太平天国及其创立的拜上帝教。湘军和淮军都是以儒生为主体。太平天国缺少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支持，使得太平天国领导阶级的文化素质低下，在政治眼光和军事谋划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清军。最后，等级制度一旦确立，各种特权也就随之而来，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互相猜忌，竞相追逐权力地位和奢侈享受，腐败也就在所难免。这种情况出现在太平天国的整个官场。职位的高低决定了可以娶妻纳妾的数目。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升官加爵的欲望尤为强烈。另外，洪秀全为了保证自己可以在后宫继续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大肆任命自己的亲属担任太平天国的重要官职。这就使选拔官吏的方式从“任人唯贤”向“任人唯亲”转变。洪秀全为了防止其他王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大肆滥封官爵，出现了“举朝内外，皆义皆安”的现象，使太平天国内部秩序严重混乱。虽然造成太平天国后期统治阶级内讧和政治腐败的原因很多，但实行等级婚姻是其原因之一，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