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渗透
[摘 要]中国经济转轨和改革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也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长期共同作用、互动博弈的过程。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不同社会秩序状态中的相互渗透，有力地推动了当下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整个制度结构的变革，尤其在维持和推进当下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发挥了正式制度所不及的多重功能，这也就使得非正式制度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进程中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经济转轨；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转轨和改革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也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长期共同作用、互动博弈的过程。在我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中，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者以各自不同的行为激励机制促进着交易费用、制度成本、经济绩效的演化变迁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随着当下中国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进程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整个中国社会也正处于全面综合转型阶段，这种“千年未有之变局”催生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复杂矛盾和问题， 北京婚外情调查，同时也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
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内涵解读
作为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经济转轨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意味着整个经济体将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在这一转轨阶段， ，无论中国的经济结构还是社会制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将会有多种复杂元素构成。同时对于当下中国的社会全面综合转型而言，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农村社会、城市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和互联网时代错综交织的多种文化知识、多元利益观念和多重秩序结构共同型构了一个具有中国模式的社会情境系统。这一具有中国模式的社会情境系统不仅是任何一项全国性的社会制度在制定时所必须充分考虑的背景因素，而且在极大程度上还型塑着当下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以及决定着为顺利达致整个社会经济预期目标而在具体的实践运作中所采取的制度安排。东西方多数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是由国家认可的正式制度和社会认可的非正式制度构成的。从制度的起源来看，是先有非正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制度，然后才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形成正式的法律、政治、经济制度，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不仅如此，人们之间的关系和行为约束主要是靠非正式制度来维持的。也正如诺斯所言，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社会中，正式制度也只占整个制度构成的很少一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实际上主导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规则很大一部分是由非正式制度而不是正式制度所决定的。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法律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从宪法到具体的部门法，再到特殊领域的正式规则，最后到人们之间订立的正式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它通常是成文的并由权力机关来保证实施，具有强制性的特征，一旦确立就会形成制度刚性，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深刻的影响。非正式制度则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得到社会认可的约定俗成、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包括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传统惯例、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其中有相当部分都是由社会文化长期积淀和生活习惯逐渐累积而成的，并非人为地理性建构，具有自发性、本土性、非强制性、广泛性和持续性的特征。
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渗透
由于传统中国实质上是一个情、理、法三者互融的具有浓厚伦理道德色彩的礼治社会，伦理道德因子长期以来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渗透和浸染，已经使非正式制度成为中国整个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尤其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国家正以“自上而下”人为地向民间秩序推进正式制度的影响力，而民间则以非正式制度“自下而上”自发地嵌入国家正式制度的运作系统，在这一过程之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交叉渗透和替代互补共同决定和型塑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由于全球市场经济的大多数规则在市场经济国家都有着制度上的共性，一些正式制度尤其是具有国际惯例的正式规则有着较强的可移植性，所以缺乏市场经济正式制度的国家则可以通过制度移植来建立自己的制度系统，这样也可以加快市场化进程和降低正式制度变迁的成本。而非正式制度由于其内在的传统性格和长期的历史积淀，要求必须有与其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可移植性较差。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也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但它还需要一种与移植而来的正式制度安排相契合的制度环境。其实，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共同影响，是不可分割开来的，移植正式制度需要本国的制度环境即非正式制度的配合和支持，为正式制度提供有效支撑。在当下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人们也都已认识到，为适应市场经济而进行的制度调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特别是新型道德体系的确立，新建的或从西方国家移植进来的包括市场规则在内的正式制度安排与当下中国本土的制度环境和长期积淀的非正式制度必然会产生非同步性，甚至是矛盾冲突。而制度的“相容性原理”表明，正式制度只有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即正式制度必须与非正式制度保持目标的一致性，才能保持其稳定性。一方面任何正式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都在一定程度上都有赖于非正式制度的配合与辅助；另一方面，任何非正式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也有赖于正式制度的支持与合作，如果没有正式制度的约束，缺乏强制性的非正式制度就会加大制度实施成本，从而使复杂的交换经济难以发生。在整个社会制度结构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一个对立的矛盾统一体，两者既相互依存、相互替代又相互转化、相互补充。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连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社会的物质财富有了巨大的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诚信失范、道德失守、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司法不公、法治水平低下等现实矛盾。中央领导曾深刻指出，一个正确的经济学同高尚的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中国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它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我们也从中可以体会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和谐统一、互动相容的重要性，社会全面综合转型催生而来的现实矛盾和问题也迫切要求国家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重视非正式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构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和谐统一和互动相容关系。胡必亮教授在研究中国村庄共同体所承载的“非正式制度”和民间秩序的影响时也说，中华文明之所以得以不间断地持续几千年，中国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之所以在几千年间比较平稳地得以维持下来，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比较成功地实现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谐统一和互动相容。
三、结语
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套无背景的、普遍适用的、抽象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模式和制度规则。每个国家也都有其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与经济模式，因而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应对的具体矛盾和问题以及所采取的制度安排也是不相同的。一个国家的经济模式和制度结构是由其文化背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与经济模式等诸多要素共同型塑的。在当前处于经济转轨阶段的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的城市社会逐步深入现代市场经济的浪潮，因而现代的包括市场规则在内的正式制度在转型中国的城市社会能够生根发芽，并且能够成为主流的制度规则。而在盘根错节的农村社会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良性发展在极大程度上还有赖于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的推动。
总之，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作用空间、激励机制的行为约束规则，对交易费用、制度成本、经济绩效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轨迹有着不同的影响模式。在当下具有中国模式的社会情境系统中，尽管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蕴含了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不同的政治生态、经济形态、文化样态和秩序状态，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却能够在中国既有的社会结构中以各自不同的制度功能以及互动演化作用有效地推进“中国问题”的顺利解决。更重要的是，这两条进路不仅都没有偏离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轨道，而且一起共同合力打造出了符合转型中国本土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2]陈丰.论非正式制度对制度成本的影响[J].当代经济研究，2009.（10）.
[3]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4]Randall Peerenboom， Social Networks， Rule of Law and Economi
c Growth in China： The Elusive Pursuit of the Right Combination of Private and Public Ordering [J].Global Economic Review， 2002， （2）.
[5]Hongying Wang.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
ina [J]. The Pacific Review，2000，Volume 13，Number 4，Dec.
[作者简介]李爽，吉林省长春市吉林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
[关键词]经济转轨；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转轨和改革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也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长期共同作用、互动博弈的过程。在我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中，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者以各自不同的行为激励机制促进着交易费用、制度成本、经济绩效的演化变迁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随着当下中国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进程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整个中国社会也正处于全面综合转型阶段，这种“千年未有之变局”催生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复杂矛盾和问题， 北京婚外情调查，同时也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
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内涵解读
作为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经济转轨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意味着整个经济体将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在这一转轨阶段， ，无论中国的经济结构还是社会制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将会有多种复杂元素构成。同时对于当下中国的社会全面综合转型而言，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农村社会、城市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和互联网时代错综交织的多种文化知识、多元利益观念和多重秩序结构共同型构了一个具有中国模式的社会情境系统。这一具有中国模式的社会情境系统不仅是任何一项全国性的社会制度在制定时所必须充分考虑的背景因素，而且在极大程度上还型塑着当下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以及决定着为顺利达致整个社会经济预期目标而在具体的实践运作中所采取的制度安排。东西方多数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是由国家认可的正式制度和社会认可的非正式制度构成的。从制度的起源来看，是先有非正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制度，然后才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形成正式的法律、政治、经济制度，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不仅如此，人们之间的关系和行为约束主要是靠非正式制度来维持的。也正如诺斯所言，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社会中，正式制度也只占整个制度构成的很少一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实际上主导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规则很大一部分是由非正式制度而不是正式制度所决定的。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法律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从宪法到具体的部门法，再到特殊领域的正式规则，最后到人们之间订立的正式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它通常是成文的并由权力机关来保证实施，具有强制性的特征，一旦确立就会形成制度刚性，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深刻的影响。非正式制度则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得到社会认可的约定俗成、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包括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传统惯例、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其中有相当部分都是由社会文化长期积淀和生活习惯逐渐累积而成的，并非人为地理性建构，具有自发性、本土性、非强制性、广泛性和持续性的特征。
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渗透
由于传统中国实质上是一个情、理、法三者互融的具有浓厚伦理道德色彩的礼治社会，伦理道德因子长期以来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渗透和浸染，已经使非正式制度成为中国整个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尤其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国家正以“自上而下”人为地向民间秩序推进正式制度的影响力，而民间则以非正式制度“自下而上”自发地嵌入国家正式制度的运作系统，在这一过程之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交叉渗透和替代互补共同决定和型塑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由于全球市场经济的大多数规则在市场经济国家都有着制度上的共性，一些正式制度尤其是具有国际惯例的正式规则有着较强的可移植性，所以缺乏市场经济正式制度的国家则可以通过制度移植来建立自己的制度系统，这样也可以加快市场化进程和降低正式制度变迁的成本。而非正式制度由于其内在的传统性格和长期的历史积淀，要求必须有与其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可移植性较差。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也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但它还需要一种与移植而来的正式制度安排相契合的制度环境。其实，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共同影响，是不可分割开来的，移植正式制度需要本国的制度环境即非正式制度的配合和支持，为正式制度提供有效支撑。在当下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人们也都已认识到，为适应市场经济而进行的制度调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特别是新型道德体系的确立，新建的或从西方国家移植进来的包括市场规则在内的正式制度安排与当下中国本土的制度环境和长期积淀的非正式制度必然会产生非同步性，甚至是矛盾冲突。而制度的“相容性原理”表明，正式制度只有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即正式制度必须与非正式制度保持目标的一致性，才能保持其稳定性。一方面任何正式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都在一定程度上都有赖于非正式制度的配合与辅助；另一方面，任何非正式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也有赖于正式制度的支持与合作，如果没有正式制度的约束，缺乏强制性的非正式制度就会加大制度实施成本，从而使复杂的交换经济难以发生。在整个社会制度结构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一个对立的矛盾统一体，两者既相互依存、相互替代又相互转化、相互补充。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连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社会的物质财富有了巨大的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诚信失范、道德失守、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司法不公、法治水平低下等现实矛盾。中央领导曾深刻指出，一个正确的经济学同高尚的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中国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它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我们也从中可以体会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和谐统一、互动相容的重要性，社会全面综合转型催生而来的现实矛盾和问题也迫切要求国家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重视非正式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构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和谐统一和互动相容关系。胡必亮教授在研究中国村庄共同体所承载的“非正式制度”和民间秩序的影响时也说，中华文明之所以得以不间断地持续几千年，中国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之所以在几千年间比较平稳地得以维持下来，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比较成功地实现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谐统一和互动相容。
三、结语
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套无背景的、普遍适用的、抽象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模式和制度规则。每个国家也都有其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与经济模式，因而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应对的具体矛盾和问题以及所采取的制度安排也是不相同的。一个国家的经济模式和制度结构是由其文化背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与经济模式等诸多要素共同型塑的。在当前处于经济转轨阶段的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的城市社会逐步深入现代市场经济的浪潮，因而现代的包括市场规则在内的正式制度在转型中国的城市社会能够生根发芽，并且能够成为主流的制度规则。而在盘根错节的农村社会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良性发展在极大程度上还有赖于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的推动。
总之，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作用空间、激励机制的行为约束规则，对交易费用、制度成本、经济绩效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轨迹有着不同的影响模式。在当下具有中国模式的社会情境系统中，尽管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蕴含了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不同的政治生态、经济形态、文化样态和秩序状态，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却能够在中国既有的社会结构中以各自不同的制度功能以及互动演化作用有效地推进“中国问题”的顺利解决。更重要的是，这两条进路不仅都没有偏离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轨道，而且一起共同合力打造出了符合转型中国本土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2]陈丰.论非正式制度对制度成本的影响[J].当代经济研究，2009.（10）.
[3]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4]Randall Peerenboom， Social Networks， Rule of Law and Economi
c Growth in China： The Elusive Pursuit of the Right Combination of Private and Public Ordering [J].Global Economic Review， 2002， （2）.
[5]Hongying Wang.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
ina [J]. The Pacific Review，2000，Volume 13，Number 4，Dec.
[作者简介]李爽，吉林省长春市吉林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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